我半生中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幾乎無不和逆境聯系在一起.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政治迫害之外,從1970年獨立承擔國家科研任務迄今的37年間,我還曾3次面臨逆境，共歷時11年．4次陷于逆境分別采取了拒轉戶口、拒絕檢查、拒絕副教授職稱和拒領工資的非常舉動，直至得到公正待遇.

    長期處于逆境，不僅使意志受到錘煉，而且使我找到“逆境中積累，順境中施展”的人生成功之路，同時使科研成為我唯一的樂趣，甚至成為化解煩惱的靈丹妙藥，因此，阻力愈大，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愈大．《農業(yè)實用圖算》、《思維數學引論》、《哲理數學基礎》、《哲理數學概論》和《陰陽五行數學及其在中醫(yī)學上的應用》都是在逆境中完成的．而且，每至“山重水復疑無路”，總會“柳暗花明又一村”．我1978年出席陜西省科學大會并被調至西北大學任教，1992年獲得國務院頒發(fā)的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由講師直接晉升為教授，都與逆境接踵．

    我半生歷盡坎坷磨難,但卻有幸得到高層領導和科學大師的關懷和支持．錢學森先生兩次接見我和向蘇步青先生推薦我正值我處于逆境之中．除了錢老和蘇老對我影響最大外,華羅庚、關肇直、孫克定、茅以升、季文美、趙慈庚、張岱年、謝韜等老一輩科學家和哲學家，總參前政治部主任馮征將軍，以及著名數學家萬哲先、王梓坤、林群、汪培莊、李洪興，著名科學學家趙紅州、馮之浚、蔣國華、申先甲，哲學家桂起權、趙馥潔等，也曾對我的研究予以關注．近年又得到中醫(yī)學界高層的重視,2003～2006年一直被國家基金委聘為中醫(yī)藥重大研究計劃終審專家組成員和重大研究計劃評估專家組成員．然而,機遇幾乎無不源于磨難,支持也與阻力同時存在．雖然許多事情開始難如上青天，但最后都形成無可阻擋之勢，都會達到預期的目標．

    我與錢老認識是我人生道路上一個大的轉折點．錢老和我7個多小時的談話和給我的 十幾封信對我的研究起了決定性作用．我第一次寫信向錢老請教則是因為當時對自己所寫《思維鏈及其在精神產品評價中的應用》向本校學報投稿被退回質疑．我1985年 12月7日寫信給錢老,11天后就收到錢老12月13日的回信．我產生研究“思維數學”的動機正是由于受到這封回信的啟發(fā)．

    當時我試圖將“思維鏈”用于技術成果的評價, 而建立“ 發(fā)明創(chuàng)造經濟學”;錢老則建議我,“將思維鏈工作轉而用于思維科學的研究, 即突破形象(直感)思維,找到其規(guī)律, 建立一門如同數理邏輯那樣的數理形象(直感)思維學”,并且指出,“這個任務很重要,因為它是人工智能的科學理論,要用非單調邏輯,即思維鏈組成的網絡．”

    “思維數學”是一門用數學方法分析思維過程, 研究思維的品質與規(guī)律以及思維成果的創(chuàng)造與評價的科學．“思維鏈”是它研究的基礎和核心．所謂“思維鏈”,即思維主體從閃現在自己腦海的一種信息或由外界輸入的一種信息出發(fā),由長時記憶提取已有的信息,或由外界補充輸入必要的信息,經過加工,產生異于輸入的一種或一組平行的新信息的全過程．

    對思維鏈可以界定長度與信息量、新穎度與階、跨度與拐度, 以及輻射度、輻輳度、偽度和耗散度, 由之可導出表征思維獨創(chuàng)性的獨創(chuàng)度、表征思維敏捷性的思維效度、表征思維廣闊性的思維廣度、表征思維靈活性的靈活度、表征思維流暢性的流暢度、表征思維統(tǒng)攝性的統(tǒng)攝度、表征思維邏輯性的謹嚴度,以及表征思維耗散性的耗散度,從而計算出思維品質函數之值,用以對思維品質進行定量評估．

    在思維數學研究過程中, 錢老對于我寄給他的論文,除親自審閱、批改外, 還多次轉給汪培莊、趙紅州等著名學者, 為我牽線搭橋,尋覓知音,開闊視野,使我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兄弟般的幫助,并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學術友誼．在“思維數學”不被理解的情況下,錢老還力排眾議．1989年 8月24日, 他在致戴汝為院士的函上曾寫道：“ 西北大學數學系孟凱韜同志的工作不該注意嗎? ”特別是, 由于錢老的推薦,使我也得到蘇老的關懷和支持．

    蘇老1990年10月15日在復函中勉勵我：“欣悉尊著即將問世, 我輩能夠學習這門科學, 何幸如此之舉!”又說,“關于什么叫‘思維數學’的問題,去年在京參加政協(xié)常委會時,曾和錢老學森討論過一番,  使我體會到這門科學并非我過去所認為的Metamathematics (元數學,  數理哲學).”同時欣然為拙著《思維數學引論》題了簽.